来源：转载 赛柏蓝 | 发表时间：2024-02-21
首发价格机制会影响哪些药品？
去年12月份，国家医疗保障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翁林佳在海南的一次公开会议上，引用过如下两句经典来阐述他对“价格”二字的理解：
第一句出自《宋史-曹彬列传》：“会邻道守将走价驰书来诣”，其中的“价”可以被理解为“被派遣传送东西或传达事情的人”，即英文单词：messenger。
第二句出自《礼记》：“言有物而行有格也”，其中的“格”可以被理解为“原则、标准”，即英文单词：standard。
也就是说，当市场价值有效时，“价”体现的是市场的“信息”（供求与价格理论），即price≈messenger；而当市场机制失效时，“格”作为标准和原则的作用便需要被体现出来，即price≈standard。
《首发机制公征稿》对于新品首发价格提出了分类办理的观点，并参照该量表由企业自评后，根据企业自评分，属于90（含）-150（含）区间的为自评点数高，50（含）-90的为自评点数中，低于50分的为低，并根据低、中、高的得分，分别给予稳慎、积极、宽松的办理规则，具体整理如下表：
表1：高中低自评点数分别需要的资料与价格要求
从文件来看，自评得分等于0的首发品种（豁免BE的仿制药），也可以通过首发机制进入市场，但拿不到任何的市场红利。
而结合各省之前的工作习惯来看，部分上市已久的产品，因差比、限价、价差种种原因，准入了部分省份但未准入本省的，可能会允许这些产品参照首发价格机制进入。当然，也不能排除部分积极省份对于部分竞争不充分的品种，强制采用首发价格机制手段，采集产品价格相关信息的可能性。
当前创新药品最为依赖的价格形成机制当属国谈，笔者也因此罗列了不同分段药品在国谈背景下的后续情况：
表2：首发机制不同分段在国谈背景下的后续情况
除此之外，对于原差比价政策无法严格界定的品种，在此次首发机制下应当是一个利好。
如某药品缓释胶囊已被集采，但后续又独家上了一个控释胶囊，按照目前的政策来看，很多省份会选择把控释胶囊与缓释胶囊列为一组，用红线价格来直接约束新上市的控释胶囊挂网。
但在有了首发机制之后，控释剂型药学部分可以拿到20分的得分，如最终落入低分段，也可以用对照品1.44倍的价格来申请挂网。
除此之外，一些不适合差比的长效注射剂（激素类化药）、复方制剂等等也可以走首发机制来规避原本绕不开的差比价政策——只要道理讲得清，与存量市场的品种确有差异，首发机制总比既往的政策多出一条路。
规制药品价格是全球通行做法
纵观全球，对药品价格进行规制已是各国的通行做法，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史录文在《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研究》一书中对创新药品价格规制的做法提出了如下三层依据：
1.法理学依据———政府有必要干预公民健康权与药品专利权/自主定价权之间的协调与平衡。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，是每个国家都应承担的国际法义务，如果药价过高影响到患者用药可及性，则患者健康权的履行必然会受到影响。而对于药价尤其是创新药的过分管制，则会使得创新的积极性下降，而遭受更高的长期损失。因此，相关管理部门有必要在两者之间找出平衡的行政干预手段。
2.福利经济学依据——垄断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与低效。这是一个无需赘述且较为成熟的经济学概念，对于需求的刚性结构更高的药品行业而言，垄断企业的价格操纵能力更强，也更需要价格规制手段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。
3.规制经济学——市场失灵的调节手段。药品的信息不对称性导致了其市场失灵现象的发生，在定价端来看，创新药品的生产企业往往比政府掌握更多的信息；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信息搜集需要极其高昂的人才成本，另一方面，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不会真实披露药品的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。如果任由企业自主报价而没有政府理性管制，则会对社会总体福利的损失造成极大影响。
这一点在《首发机制公征稿》中也有异曲同工的表述——以信息披露为核心，企业自评和社会监督为支撑，重视了企业定价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，并选择了较为适当的方式。
综上，对创新药品的定价展开一定行政手段的干预是有据可循的政策。
在我国，传统的新药挂网模式由各省自主决策。虽然当前，企业可以采用多米诺骨牌式的方法，从一些挂网政策相对宽松的省份入手，一省套一省的实现全国挂网。但长远来看，随着价格治理工作的逐步推进，那些少数的、相对宽松的省份挂网政策变得严苛之后，企业挂网的变数将会进一步增加。
因此在笔者看来，由国家医保局牵头来制定《首发价格形成机制》，在大的层面来说对于整个产业一定是利好，其弥补了当下政策的空白，在创新药品上市的环节给予了整个行业更多的规范性和确定性，而这份来源于政府的规范性和确定性，正是当下的中国医药产业最缺乏的发育土壤。
医药价格“治理”的制度逻辑
医保、医疗、医药等多方参与
2021年，国家医疗保障局价格招采司司长丁一磊在《构建医药价格治理新格局》的期刊中提到：“医药价格由管理向治理转变，并愈加精细化。管理和治理一字之差，却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。治理更强调多方参与、共建共享，医药价格治理也要搭建医保基金、医疗机构、医药产业、参保人多方参与的机制，从刚性定价向更多元、更包容、更能发挥传导性的方向转变。”
如今的《首发价格形成机制》已然是国家构建医药价格治理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而治理是一个需要多方参与、共享的大型制度，远比单纯的管理要复杂许多。
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在《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》一书中对于国家治理给出了两个线索，对于单一产业的治理也极具参考意义：
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的关系。包括药品价格治理在内，我国政府在许多领域的常态化治理模式属于“行政发包制”，委托方设定目标和政策取向，然后将“任务”发包给下属管理方，委托方保留检查、验收和评估执行结果的控制权，但政策执行和激励分配等剩余控制权都交予下属管理方。这种模式最容易出现的两个问题，即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层层加码，而在验收过程中又容易出现“委托方”与“下属管理方”之间的共谋行为。
二是国家与民众间的关系。如同医改的本质是为了解决民众看病难、看病贵的民生问题，《首发药品价格形成机制》的措施在本质上也是国家解决高药价问题的一种手段。
